218人被俘332人牺牲，罗援将军泪荐：败仗中的真英雄（最终章）

导语：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而读此文让我泪流满面。

我认为，凡是真心想打仗，立志打胜仗的军人，而不是口头喊打仗，一打即溃败的赵括式的军中浑浑；凡是真正落实领袖指示，“让军人成为社会最尊崇的职业”，而不是把指示当作官样文章、口头宣言的军地官员们，都应该好好读读这篇文章。

我没有像作者那样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不敢担保他说的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正确。

但我认为，他的文章整体脉络是清晰的，主题思想是好的，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给我们以警示、给我们以启迪。

特别是对未来战争中我军的作战指挥、思想政治工作、后勤保障、武器装备的配置以及战后的军人安置优抚工作等，都提出了有意义的思考和建议。

这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还有什么能比血的教训更令人刻骨铭心的吗？为了确保今后能打胜仗，为了让我们的战士们今后少流血。

从今天起，我们就应该好好研究40年前的那场战争，不仅要研究胜仗，更要研究败仗，不仅要向胜仗中的英雄们学习，也要向败仗中的勇士们致敬！知耻而后勇，知不足而后改革。

我们研究过去的战争，就是为了打赢今后的战争。胜利是踏着或者绕着失败的足迹走过来的。

为了打赢今后的战争，避免重蹈覆辙，请从这篇研究失败的文章做起，相信大家一定会开卷有益。

—— 罗援

谁的荣誉

如果说“战俘”是所有军队、国家、民族都无法回避的沉重，对牺牲者的尊崇应该是最无争议的，因为生命是军人最高的奉献。

448团被俘218人，招来无数的斥骂，可448团没有归国的332位烈士却少有人问津，好像只要他们没有被俘就行了。

在1979年对越作战的整个战场上，无论是主攻部队还是战地医院，所有参战军人包括支前民工，都面临着随时会倒下的生死未知。

而448团被围部队，却经历了那场战争中最残酷的境遇“绝望”！

凶险怪异的山峦，阴霾中四面射来的火舌，困阻、刺杀着这支孤军。没有后援，没有友邻部队,，他们清醒地、眼睁睁看着死亡逼近，看着精疲力竭的战友一个一个被撕咬倒下。正因为“绝望”的碾压如此真切，阵亡者的牺牲才更令人心痛。

王立新副连长，在绝境中分发了自己的干粮，与敌人同归于尽；耿军班长打到弹尽，高喊“共产党员跟我跳”，抱枪跃下悬崖；耿小康副班长和火力组战友，为掩护伤员，力拼追敌，全部战死；孤身被敌人包围的殷涛班长，怀抱电台,望着祖国，拉响了手榴弹；多少惨烈的牺牲,多少不甘的目光,多少不屈的生命……

他们的牺牲，可与我军历代英烈楷模比肩生辉，他们的事迹足以青史留名。

可战争过去近四十年了，在祖国南彊二十多座烈士陵园中却没有他们的墓位，没有他们的墓碑，没有他们的名字。

对越作战的烈士安葬地主要由部队建设，地方协助。战争结束后，部队将烈士名册及墓地移交地方，纳入国家和地方政府烈士纪念设施的行政管理系统。

由于异国作战,战场情况复杂,一些无法运回的烈士遗体，有的就地掩埋，撤军时挖出集中火化，再分别装入写着烈士名字的骨灰袋中。战斗中下落不明或找不到尸体的人员，只能暂记为失踪人员。

3月12日午后15时, 448团最后一辆汽车，载着伤员和烈士从公路驰离，在此后的回撤征战中,再无一位烈士回到祖国，因葬身敌国，无法查找，他们被记入失踪人员名单。

1979年7月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民政部联合下发通知：“凡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失踪的军人，鉴于作战结束时间已久，中越双方遣俘工作已结束，至今没有获得其确切消息的，均按牺牲军人处理，并按现行标准发给其家属一次抚恤金。”

根据通知规定，448团失踪军人的亲属，均得到了国家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书。

从突围回国的战友和被俘归国的战友中，尽管可证实绝大部分失踪人员已牺牲的事实，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部队没有将失踪（烈士）名单抄报烈士陵园的地方主管部门，而陵园主管部门，只能根据部队移交的烈士名单和墓葬进行维护、建没及管理，并没有查找烈士的职能要求。

战后不久，我军开始改革整编，448团归属的50军取消了建制,332名烈士的情况从此湮没于时间的长河中。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场为改革开放典基的战争却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那些为国家献出生命的军人，也在时光的消磨中渐渐模糊。

他们的亲人不仅支撑着无法解脱的悲痛，还要为拮据的生活和现实伤心流泪。

十年对越作战，在上万个英烈中有三个双烈士家庭。

一个是云南屏边县的骆有德老人家。

1979年对越作战他作为支前民兵，为不断从前线送来的烈士遗体清洗手脸、整理着装。他的任务，在当时叫做“洗尸”。

大儿子骆加明之墓

40年前的3月天，骆有德老人在清洗整理烈士时，无意间看到一名烈士怎么看着像自己的大儿子，因为从战场上下来都是军装破烂，灰头土脸，看不太清楚，于是赶快拿水来清洗脸，在军装的口袋里面找到上战场之前写好的字条，才确定是自己的大儿子。

小儿子骆家发之墓

这以后，很多人都以为，骆有德会因为大儿子的牺牲悲痛欲绝，从此远离这块被恐怖笼罩、被阴气充斥的地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5年后，将19岁的次子送上战场。同年4月30日，在者阴山拔点战中，骆家发牺牲……

另一个是云南保山军分区刘斌司令员家。

刘斌司令员全家福

原云南保山军分区司令员刘斌同志，满门忠烈，全家六口人，五个走上了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其中大儿子刘光、二儿子刘明在八十年代作战中牺牲。

刘斌司令员大儿子刘光烈士，安葬于文山烈士陵园

刘斌司令员小儿子刘明烈士，安葬于麻栗坡烈士陵园

两个儿子牺牲以后，他又把女婿送上去，被人们称为当代“杨家将”。

第三个是四川绵阳150师耿进福副参谋长家。

耿进福副参谋长全家照

大儿子耿军、二儿子耿小康在1979年3月448团回撤战斗中牺牲。

耿副参媒长是进藏18军52师154团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大儿子耿军出生在西藏平叛时期,快临盆时才送上救护车，结果孩子就生在行进的车上,妈妈给儿子起的小名叫“征途”；二儿子出生在康巴高原的拂晓时分，妈妈叫他“晓康”。

耿军班长牺牲时19岁、耿小康副班长牺性时17岁。

他们的母亲在姐姐的陪护下，到驻地看望从广西前线归营的部队,战友们一拨拨的，到团招待所抹着眼泪看望母女俩,部队出征前一头黑发的母亲，此时已是发如白雪。

大儿子耿军烈士、二儿子耿小康烈士

部队将兄弟俩留给家里的物品交给母亲，那是一卷草席和一张纸条夾（夹）着的兄弟二人两月的津贴。条上写着：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很快就要上前线了，儿子不孝，如果我们回不来，请爸妈一定不要难过，要坚强地生活。我和晓康弟弟没有留给您们什么纪念的，这12元钱和一床草席，是我們的心意，请爸爸妈妈收下，草席给耿涛弟使用。此致军礼！

儿子：耿军耿小康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九里埂”。

耿副参谋长转业后全家调到成都，为了儿子们用生命维护的信念，心力交瘁的母亲仍坚持工作，可随着战争的远去，烈士家庭的荣誉在万花筒般的社会变革中消失殆尽，遭受更多的却是背后冷言冷语，嫌她家死了两个儿子，背时、晦气。

甚至有人在她家门口放两只死猫烧纸避邪，烈士的母亲只有在夜深人静时以泪洗面，她善良坚强的心没有得到温暖、抚慰，终于在喧嚣的社会中被冷漠击碎。

2014年陈松同志代耿军耿晓康兄弟为父母扫墓

母亲去世时年仅57岁，灵堂设在家中，偌大的住宅区没人来吊唁告别，只有一位老师悄悄将50元钱塞到母亲女儿的手中：“你妈妈是好人，请代我给她烧些纸”。

烈士家庭和亲人的悲凉境况并不是个别现象。

同为50军的149师446团二连石庆才烈士，因为家里负担重，本应在1978年春退伍,可他是连里的军事骨干，连里要求石庆才班长再多留一年，他写信给未婚妻周用菊：

“今年我走不成了,连队任务重，让我再带一年新同志。我父母多病，家穷，全靠你照顾了，你还没过门，我知道你的难处，等着我，就一年。”

一年过去了，准备婚房的周用菊盼来的是石庆才烈士证书，遗物的钱包里只有一毛三分钱和未婚妻全部的三封来信。周用菊哭得昏死过去,醒来又哭,哭昏又醒,三天三夜，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山村黯然神伤…… 石庆才牺牲后，周用菊不忍心离开石庆才病弱多难的父母，不忍心离开石庆才牵挂的这个家。

她不顾人们的劝说，嫁给了烈士的弟弟，咬牙扛起了这个家。因儿子的牺牲，父亲悲病交集，没几年就离世了。周用菊送走了公公，又服侍双眼失明的婆婆二十年。

婆婆按旧俗让周用菊多生一个孩子，想给战死的大儿留个后，因为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没钱交罚款，乡里派了三十几个人来家里搬东西折罚款，可家里太穷，只能把圈里的猪牵走了，瞎婆婆让周用菊背着她到乡里讲理，最后猪抵了罚款还不够，周用菊又四处借钱凑齐了1400元，才将婆婆背回了家。

婆婆去逝后，病重的丈夫因没钱治疗也随后病故。周用菊带着孩子离开家乡，去了外地打工,多年后，战友们找到石庆才家时，已空无一人，只剩下挂满蛛网的破屋残垣，满目荒凉。

战友们想祭拜一下烈士的父母，但下葬的地方却没有坟冢、没有墓碑，只是一片乱石荒草，连一块下跪的地方都没有。战友们相互联系，凑钱为石庆才父母买石刻碑，碑上刻着“石庆才，1979年对越作战牺牲，149师446团2连全体兄弟代庆才为父母立碑，以慰烈士和二老在天之灵”。

从去石庆才家乡到刻完石碑，天南海北的战友们用了四年时间，可立碑那天，只有烈士的亲属在场，战友们都没有去，大家怕去了后，会忍不住失声痛哭。

石庆才烈士之墓

因为周用菊只是石庆才的未婚妻，不是政策规定的烈属，无法享受烈属的扫墓交通食宿补贴，2014年3月，战友们为她凑了路费一起来到屏边烈士陵园，这是石庆才牺牲35年后周用菊第一次来看他，周用菊伏身在墓碑前多少辛酸说不出来，只是哭喊着“庆才啊……庆才啊……”身边那些战友，那些不畏浴血厮杀的汉子，无不泪流满面。

同样安葬在屏边烈士陵园的115团王发坤副连长。

牺牲后扔下了26岁的妻子李金花和两个儿子，远在贵州山乡的妻子不相信他就这么走了,每天带着两个儿子坐在村口眺望，盼着丈夫突然就从土路的那边大步走来。娘儿仨眼巴巴望了1个多月，可只见大山无尽，不见人归。

三个月后，县邮政局通知李金花去领包裹。那是王发坤上战场前寄回家的10斤红糖。李金花说不知为啥这么晚才有通知，她取到包裹时，红糖已化了不少，把装糖的口袋都染成暗红色，就像血染的一般，李金花一路哭喊着丈夫的名字，把糖背回家。一点也舍不得吃。

包裹里有丈夫上战场前给她的一封信，信上说：如果我牺牲了，你就改嫁吧，家里盖房子，我总共借了部队和战友2000块钱，欠的账，你一定替我还上……咱人走了账不能赖，寄去10斤红糖给你们吃。

家乡土地贫瘠，李金花没日没夜地干活，才三十多岁就白了头，她带大了两个孩子，为王发坤的老母亲送了终。王发坤牺牲后，李金花领到了500元的烈士抚恤金，加上部队慰问的300元钱，先还了 800元的债，还剩1200元欠债，她还了11年。

李金花千里迢迢来到丈夫王发坤烈士之墓

2007年，因那时还没有烈属扫墓的旅费补助,李金花向信用社贷款2000元，带着长大的儿子来到屏边烈士陵园。和丈夫分别28年后，一家人终于‘团圆’了。儿子说：“那天，我妈在爸爸的墓前哭得死去活来，长跪不起，28年的委屈她向爸爸哭诉了两个多小时。”

胜利、牺牲、英烈,在国人眼中大多只是一个在不同时期宣传的概念，或是理想信念的标签，但现实生活中，具体到每一个烈士和烈士家庭的真实境况时却是那么多的不堪和无奈。

在前文“悲壮穿插”提到的121师361团时光银团长牺牲后，其家属无法生活，部队曾多次求助地方设法安排就业，地方政府说国家没有这项政策规定，拒不接受。无奈之下只好安排在团加工厂当临时工，每月二三十元收入，带着3个孩子，勉强糊口度日。许多来队烈属虽然万分悲痛，但通情达理，体谅国家与军队的困难，不多添一点麻烦，哭着来，哭着去，一切痛苦都压在心里。

李庆海烈士

121师后勤梯队随部队穿插遭伏击,师警卫连连长李庆海带领战士，在公路上三进三出，与敌短兵相接，毙杀数敌,掩护师首长撤离，近战搏斗时将敌人扔到战友群中的手榴弹猛扑在身下壮烈牺牲，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战后半年，他妻子带着4岁的孩子无法生活，从山东肥城老家来到部队。娘俩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因为没有钱买车票，途中有三分之一的路是步行过来的，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部队。战友们议论纷纷,非常心酸。师里考虑母子的特殊情况，想让她们落户在驻地桂林,因为李庆海生前不是营职干部，不到35周岁，又不够15年的军龄，驻地民政局顶着不办。

部队领导也毫无办法。后来一位记者到121师采访，干部、战士纷纷向他反映这个情况，记者调查后深受感动，写了“内参”上报中央。民政部一位领导看到“内参”后，打电话要求省、市民政部门“马上办理”，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李庆海的妻儿是幸运的,而那么多烈属,那么多困难又该怎么办呢?

马占福烈士

老山轮战时, 黄继光式的一等功臣马占福，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将爆破筒塞进了敌人的暗堡射击孔，用身体死死压住,与顽敌同归于尽。

部队派人把马占福的抚恤金和遗物送到家乡，因家乡遭灾，母亲外出讨生活了，两个干部几经周折，才在西宁市的大街上找到了马占福的母亲。

战友拍的马占福全家福

老妈妈正在乞讨要饭，风吹白发，衣衫褴褛。两个干部见此情景，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笔者和战友多年来走访了全国各地数百个烈士家庭，虽然地域不同，语音不同，但一致的是，几乎没有称呼牺牲军人为烈士的。

大多以xx家打仗打死的那个来称呼，看似一个随意的称呼,实则反映了烈士和烈士家庭的真实存在环境及社会认知度是何等的低微。

除了例行的抚恤金发放，大多数烈士家庭得不到应有的人文关怀，更遑论社会的尊崇。

在云南大山里的烈属家，老人紧紧拉着来看望的战友,哭得直不起腰：“这么多年，没人来看过我们”。

烈士的亲人哭得直不起腰：“这么多年,没人来看过我们”

烈属的凄凉状况不仅在农村普遍存在，即使在城镇的烈士家庭也令人难过。

战后，烈士父母的抚恤金只发放农村户，城镇户口的烈士父母有工作的，原来规定根据实际生活水平有政策补贴，可执行时各地基本一刀切，都没有实行。

那个年代工资低,孩子多,日子紧,再往后又遇企业改革的下岗大潮,仍然是老政策，对烈士父母的优抚一分钱都没有，生活窘迫可想而知。

沙巴战役四号桥战斗中牺牲的李明忠烈士,家在大巴山革命老区的一个小镇上,笔者在烈士家的墙上，见一张数年前陈旧的塑片年历，用胶带贴了又贴，不解为什么不换一张新的?

墙上贴满胶条的旧年历是儿子李明忠为国牺性换来的荣誉

家人说是老父亲不让换，因为这是多年前镇里让人过年时给贴的。老人知道,这是政府给的, 是儿子为国牺性换来的荣誉。以后,政府再没派人来过。望着贴满胶条的旧年历,战友扶着已不能走路的老父亲，想说些安慰的话,可心酸得一句也说不出来。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的建设发展, 交通便利了,烈属的情况也有了一些改进,特别是烈士陵园的建设更加完善,去南疆烈士陵园扫墓、祭奠、瞻仰的人们越来越多。

烈士的亲人看到环境优美、庄严肃穆的陵园,看到牺牲的亲人和那么多安葬在一起的兄弟相依为伴,看到前来祭奠的战友与各界人士对烈士真挚的情感，都备受感动和抚慰。

可在安葬着两千多英烈的广西龙州烈士陵园，却常常看到一种不同的祭奠，烈士的家人不是在亲人的墓位摆酒献花，而是在陵园广场悲泣或向着天空哭喊，这些烈属和老兵千里迢迢来看望牺牲的亲人、战友，走遍了陵园的每一块墓碑，查遍了烈士名册的每页每行，可就是找不到自已亲人、战友的名字。

烈属们悲伤、无助、凄厉的哭声，刺痛着所有在场人的心。而这些烈属亲人所在部队的牺牲人员都是安葬在龙州烈士陵园的，可为何那么多烈士找不到名字、找不到墓位呢？

从陵园管理人员和民政干部深切同情的说明中，人们清楚了,这些烈士没有遗骸、没有骨灰、没有名字、没有安葬及移交的记录。他们就是牺牲越北、遗骨他乡的448团烈士，一共332人。

陈松同志赴祖国各地看望对越作战烈士的母亲

守护、管理龙州烈士陵园近四十年的龙州民政部门，对烈士和烈属有着深厚情感，他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一年又一年前来寻找亲人的烈属、寻找战友的老兵,看着他、她们盼望而来，悲伤而去，那种难以言喻的痛苦，让接待人员感同身受。

在烈属、老兵的强烈要求下，龙州民政局毅然扛起担子，整理核实了332位烈士的名单，在2016年向上级呈送了关于为332位烈士集中修建英名墙的请示报告。

战后四十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区的荣誉建设，为已在南疆烈士陵园有墓位的本地烈士，再在家乡烈士陵园设衣冠冢或纪念堂，甚至对历史上在本地区牺牲的烈士也作碑刻名。

河南永城市陈官庄烈士陵园，原安葬着2332名淮海战役牺牲的烈士遗骨。2011年11月6日，陵园扩建竣工，新建200米长的花岗岩烈士名录墙，名录墙由花岗岩石作成书页形，共168幅，镌刻着参加淮海战役陈官庄歼灭战的部队和支前民工失踪、无遗骨的7291名烈士英名。

这是郑尚武烈士烈士家人向县民政写的修墓申请

在等待对越作战龙州烈士陵园“英烈墙”批复的期间，有的烈属和战友向家乡地方政府提出要求, 为牺牲亲人在家乡烈士陵园建衣冠冢。

恰在这个时期，媒体广泛报道了祖国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消息。一些老兵受此鼓舞，积极组织民间力量，准备到越南寻找牺牲战友的遗骸，把他们也迎回祖国。

当然,这只是美好愿望,起码在相当长时间里是无法操作的，除了繁复的外交、司法问题外，还有更沉重的非技术问题横垣在两国之间，它决非中方民间一厢情愿的事。

自1996年韩国政府在位于首尔北部的京畿道坡州市，距离韩朝分界线5公里处修建占地6099平方米的中国军人墓地以来, 韩方投入35个师旅10万余名人力，在韩国京畿道的坡州、涟川、抱川和江原道的铁原、洪川、春川等10余处三八线以南战场遗址，进行了阵亡者遗骸的寻找挖掘工作，对战争双方的遗骸进行了同样一丝不苟、精心细致的装验。

早在中韩建交前,韩国曾于1981至1989年间，通过朝鲜向中国归还过42具军人遗骸，并于1997年再次归还1具，朝鲜随后拒绝了韩国的再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