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至神宗年间，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恶劣的局面逼迫朝廷不得不做出改变。
此时大名鼎鼎的王安石登上历史的舞台，然而由他所主持开展的变法不但在当时，即便是千年后的今天依旧毁誉参半。
那么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其实质呢？
一、宗旨
财政是国家之根本，事实上不管是冗官、冗兵、冗费，归根结底就是钱不够用。但朝廷不能无限制向民间横征暴敛，否则只能官逼民反。
历朝历代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无非是开源和节流，在这点上王安石和同样著名的司马光有过非常激烈的辩论。
根据《宋史》记载，元丰三年北宋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这对财政本就拮据的朝廷来说雪上加霜。值此危机时刻，双方解决问题的思路截然相反。
王安石认为财政拮据当然应该想办法增加收入，救灾，抚民哪样不要钱？
司马光则强烈反对，他认为朝廷的钱本来就是从民间征来的，现在民众非常艰难，你打着帮助他们的口号从他们口袋里再掏钱岂不荒唐？
王安石立刻反驳：
“善理财者，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当然不信：
“善理财者，不过搜刮民财而已。”
两人争辩的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宋神宗最终选择相信王安石。
后来王安石在奏疏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变法思想：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总而言之，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要通过“理财”手段，在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增加收入。
看到这里，大家认为到底是王安石正确，还是司马光正确？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变法的具体内容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二、理财手段
当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掌控朝野后，迅速开始推行自己的主张，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是被旧党攻击的最厉害的青苗法，简单来说当时北宋民间高利贷风行，偏偏许多农民青黄不接时无法度日只能去借钱。
王安石认为既然如此那就由朝廷来放贷，即打击民间高利贷，又能收到利息，民众日子好过朝廷也增加了收入。
从理论上讲，青苗法惠及穷人，增加财政收入，受损失的只是那些没良心放高利贷的富户，但问题是朝廷也怕民众还不上钱啊！
凡是要借钱的经济状况肯定不怎么样，要是他们联合起来跟朝廷玩“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这套怎么办？
所以王安石在制定政策时做了详细规定，根据家庭情况将民众分为五等，越穷审批额度越低，还得有实物抵押，有别人担保。
这样确实保证了朝廷贷款的安全性，但是真的需要钱的农民根本贷不到款，最终还得求助民间高利贷，所谓惠民只能有名无实。
符合放贷条件的没借钱需求，有需求的借不到钱，那新法不就推行不下去了吗？王安石的做法是下任务指标，《宋史》记载：
“（青苗法贷款）富民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地方官府）即令随户等高下品配，又令贫富相兼。”
朝廷贷款不是放不出去吗？那简单，地方为了完成任务指标，强迫富人给还不起钱的穷人担保，到了还款期限直接问富人要钱。
这是青苗法最失败的地方，从经济学角度看如果你的产品确实比所有人的性价比高，那么民众也不是傻子，自然会选择你，何必强行摊派？
除了青苗法，均输法和市易法也有着鲜明的朝廷掌控经济的特征。具体来说，均输法就是征收实物税时，征收当地特产再卖到其他地方去。
比如A地盛产水果但缺粮，B地反之，以前两地交税即要交水果又要交粮，现在由朝廷在A地征收水果，在B地征收粮食，来回倒腾卖钱。
市易法更进一步，直接由朝廷收购各地滞销物资运输贩卖。
这两条法令看上去是不是也没有问题？不但减轻了民间的负担，促进了物资的流通，还增加了财政收入？
但问题是王安石变法前这些事情是由商人干的，朝廷的做法就是抢商人的饭碗，看上去好像和普通民众无关，实则危害极大。
商人倒腾物资要不要考虑成本风险？要不要比竞争对手的价格更低？有无数的商人在干同样的事情，只有最优秀的才能赚钱。
因此市场竞争之下，在A地买粮食和在B地买水果的平民肯定能以最优惠的价格买到东西，但变法后就不同了。
朝廷干买卖根本竞争不过商人，所以新法刚实施立刻就出现了严重亏损，怎么办？王安石的手段是垄断市场。
把民间的买卖全都禁了，那么大家只能买朝廷的货物了，当然就能盈利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详细记载了变法的补充规则：
“凡牙侩市井之人，有敢于与市易争买卖者，小则鞭笞，重则编管。”
如此行径表面上看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本质上是强迫大家购买质次价高的商品，物价飞涨之下可以想象变法究竟造成了多大的怨气。
除此之外，新党与旧党争执的焦点还有免役法。具体就是北宋每年都要无偿征用民间劳动力服徭役，但你帮朝廷干活就不能好好种田了，来年粮食肯定少收。
王安石认为与其如此还不如让你就交笔钱别去服徭役了，我拿这笔钱雇人去干活，朝廷的活有人干，你也不耽误生产。
这条法令同样是看起来非常合理，但问题是民众工作不就是为了钱吗？我多生产的粮食都用来交钱了和我去服徭役有什么区别？
那么社会财富增加了吗？也没有，你拿着民众的钱雇人服徭役，被雇佣的人如果没这条法令也是要干其他工作创造财富的，反正不可能闲着饿死。
更糟糕的是免役法让朝廷国库充盈了，你说这钱是怎么来的？所以民间不管对其如何抵制或者反对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宋代名臣郑侠呈上“流民图”，痛斥变法害民
王安石变法中遭到反对的焦点法令大致就是这些了。很显然，在王安石的定义中富人不是民众，害贫民不行，但是可以抢富人的饭碗。
苏辙在《诗病五事》中感叹道：
“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
那么真的可以做到只损害富人的利益而不伤害贫民吗？从经济学上应该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呢？
三、经济学
《坚瓠戊集》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王安石喜欢谈论水利，有人献策说把太湖填平了可以造万亩良田，大臣刘贡父讽刺道：
“此易为也，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
刘贡父是坚决反对变法的，他的这番话表面上是在说水利，实则是反对王安石，你把太湖填平了造良田，那你就得再挖一个太湖把水放进去。
把水来回倒腾什么也没得到，工程倒是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完全是得不偿失。司马光的反对则更加直接：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换成通俗易懂的话，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清楚的认识到，朝廷本身不创造财富，只有民众才创造财富。
任何设法“理财”的手段，不管如何巧妙隐蔽本质上都是从民间征收税赋，而且你的手段越复杂巧妙成本就越高，还不如直接了当的征税。
再具体到变法中，王安石的做法就是让朝廷直接把民间的商人全部替换掉，由朝廷控制市场，你们赚钱太多，还不如让我们干。
但是“万事皆有成本”，商人富豪也不是躺着赚钱的，他们要面对无数竞争者，冒着血本无归的风险，每个富人脚下都有无数破产的失败者。
经济是个整体，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富人只是其中比较显眼的那个。如果你不接受市场竞争下的最优商品价格，就只能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朝廷专卖品。
早在汉代，司马迁就在《史记》中阐述了经济学思想：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王安石的做法偏偏是“最下与之争”。很多人认为北宋之所以衰败是因为没有坚持变法，但这场变法的设计却极其糟糕，如果不是旧党反对造成的危害只会更大。
说的更明白些，我们为什么要有经济学这门学科？因为国家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这里要修水库，那里要修路，但资源是有限的。
如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最优分配才是经济学的本质，你说该采取什么办法？天底下没有全知全能，洞悉一切的神，大家的认知都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认为市场是目前最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你做了正确的事就能发财，做错了就要破产，规律之下有奖有惩，高效公平。
如果你非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都管死，那么资源分配只在有限认知的人的一念之间，你觉得世界上存在比市场更聪明的人吗？
参考资料：
《史记》
《宋史》
《坚瓠戊集》
《诗病五事》
《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