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故事。

血战安庆 忠贞不屈

丹阳大捷后不久，曾国藩再次集结湘军大部队占据集贤关，准备围攻安庆。

安庆，位居天京上游，是太平天国的军事重镇（天京西面的门户），它的得失关系到天京的存亡。洪仁玕（干王，洪秀全族兄弟，自石达开出走后，为天王主理朝中大小事务）与忠王李秀成讨论战略时曾说“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洪仁玕自述》）。曾国藩则断言“自古平江南之贼，必据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曾文正公全集》）。并进一步提出“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曾文正公全集》）。

可见安庆的得失，关乎整个战争的成败，双方都志在必得。

图片摘自《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

为守住安庆，1860年9月天王洪秀全召集干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等回天京制定作战方案。洪仁玕主张兵分两路沿江西上“会剿武汉”，从而实现“围魏救赵”，迫使湘军放弃进攻安庆。此计划得到天王洪秀全采纳，具体操作便是陈玉成部沿长江北岸逆流而上，自安徽进入湖北攻武昌北路；李秀成部入江西攻湖南岳州，攻武昌西路；李世贤部由江西入湖北，攻武昌南路；杨辅清部经江西湖口、九江进入湖北，攻武昌东路，各路人马于1861年4月会师武昌。

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接近尾声，清廷得以腾出手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

为夺取安庆，曾国藩这边也精心部署，他的核心思想是：结硬寨、打呆仗，具体操作就是“围点打援”。

他先派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一万五千人集中安庆外围扎营，筑高墙、掘深壕、内外三层；又将李续宜、多隆阿共两万左右兵力分布在挂车河一带阻敌增援；命胡林翼率一万五千人驻扎潜山、太湖一线随时支援曾国荃；鲍超的五千精锐驻扎安庆南岸，从而张开一张大网，将安庆四面合围。

“围魏救赵”对上“围点打援”。客观的说，太平军四路救皖战略尚属周全，加上当地捻军配合，阵容豪华，总兵力远超清军，操作得当尚不知鹿死谁手。

或许是曾国藩会叠一个“每投水一次，就会变得更强”的buff。然而结果却是安庆沦陷天京门户洞开，陈玉成部实力遭毁灭性打击。这关乎太平天国命运的一战，存在诸多令人窒息的操作，十分值得探讨。

安庆保卫战的第一大误便是“会剿武汉”的失策。

1860年9月陈玉成率部自天京出发，一路与湘军激战，至挂车河以期直接救援安庆，被多隆阿、李续宜拼死阻挡。1861年1月攻枞阳，亦不克（捻军首领张乐行、龚得树、孙葵心等部也自定远、庐州、舒城一带前来会合，一时号称十万余人，以便共解太湖之围。太平天国通史中册P353）。2月才亲率大军自桐城出发，以“风驰雨骤，昼夜兼行”之势攻略湖北，（3月6日他向西北进军霍山，以避开桐城、潜山、太湖的清军营地，10日攻取霍山后，转向西南方向前进）陈玉成仅用十一天奔袭六百里，拿下三座城池，连克英山、蕲水、黄州等地，距离武昌仅一步之遥。

此时清军守备薄弱，武昌城内守军不足三千，安徽督军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急的肺病发作连连吐血，武昌城内更是鸡飞狗跳，主管粮草军械的官员自杀寻死，湖广总督也因惊吓过度至吐血，后病倒卧榻惶惶不可终日。此时陈玉成只需发动进攻，武昌城便如囊中之物。真到此地步，曾国藩必定得抽调部分兵力回救，安庆危局，可解！

图片摘自《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

这关键时刻，带英帝国闪亮登场。

1861年3月底，英国参赞巴夏礼（1861年2月至4月，巴夏礼随海军中将詹姆斯爵士（Sir James Hope）沿江而行，在镇江、九江与汉口设立领事馆，并试图与南京的太平天国叛军立下协议。1861年4月，他回到北京，并在6月到南京，准备与太平天国领导会面。1861年10月21日，联军向清廷归还广东，因此巴夏礼不再担任专员。在11月，他前往上海，在同月内，再次与太平天国领袖会面，但这次会面的地点是在宁波）前往黄州游说陈玉成，他软硬兼施，一面说，英国人已于近日在汉口建立了商业口岸，武汉三镇组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场，太平军夺取任何一个城市, 必定会严重地妨碍他们的商务，进而发生冲突；一面故意隐瞒李秀成已经进军江西的消息，谎称“截止本月九日止，九江方面尚未听见忠王和其他诸王进兵的消息”。

（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二章，记载英王进军武汉以后，巴夏礼阻挠太平军的军事行动的情况可以参考）

由于情报不灵，且未能认清“洋兄弟”搅屎棍的本质，陈玉成信以为真，终止了向武汉的军事行动，仅留部将赖文光屯兵黄州负责联络、接应友军，他自己则带兵攻略武汉西北州县。

虽然一路势如破竹，但老奸巨猾的曾国藩一见陈玉成不敢玩儿真的，便更加坚定了围攻安庆的决心，甚至对于朝廷催促他援鄂的调令也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他强硬的表示“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曾文正公全集》“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误我。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这次的决策，陈玉成有着犹豫及失察的过失。

此一种说法，还有一派观点认为，陈玉成不进攻武昌，是其既定的军事决策，并非巴夏礼阻挠。他本就计划在攻取黄州之后，分兵进攻汉口外围城市，分散地方兵力，以便率主力部队攻击安庆城外的湘军，以解安庆之围。

在他二人会面之前（3月16日），胡林翼曾写信给曾国荃说安庆城：“贼开篱笆，填小港，岂将遁耶？狗入英山，蕲、黄均震。李希庵（李续宜）中丞全军回援，遇贼必胜，但恐另有狡谋耳”。因此持这派观点的学者认为，巴夏礼的那篇报告不可尽信，或是因为他想向上级邀功，凸显自己的功绩；或是陈玉成使了一招“将计就计”。

而李秀成这边，似乎自始至终对援救安庆抱着消极应战的态度。“会剿武汉”方针制定后，1860年10月李秀成才出发，他首先置桐城和清军作战的陈玉成于不顾，如果此时他能施以援手，安庆的战局则可能是另一个走向。

其次他沿路招兵买马、走走停停，1861年3月攻江西建昌不下，也未按约定进攻九江，约定“会剿武汉”的时间是4月，时值5月李秀成还在江西兴国。

这时候，带英搅屎棍又出场了。汉口领事金执尔亲往兴国，与李秀成交涉日前被太平军截留的一千六百捆丝绸的放还事宜。同时游说其切勿攻打汉口。李秀成将写给赖文光和英王的两封公文交由他来转交。纳尼，托洋人带信？。剧情很老套，如大家所料，信被扣下了。

起初看到这段描述的时候，小熊也非常疑惑，以为这事儿是讹传，如此重要的内部军事信件居然交给洋人来转交。就离谱。

翻查资料之后，居然还真有此事，据说在英国博物馆中还有这被扣的信件原件。据《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记载：（1861年6月24[5.17]）“李秀成自江西兴国州致谕黄州杰天义赖文光，询问英王陈玉成近况及皖省形势。另有致玉成公文一件，交文广转遞”

下面小字的注解里写到：“秀成于金执尔自兴国州西返过黄州之便，因托其代投此谕与赖文光，结果竟为金执尔所扣留，盖不欲南北两岸太平军互通消息取得联络，威胁汉口也”。

图片摘自《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现代人对这件事也有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认为李秀成托洋人带信是故意为之，是其消极应战的表现；另有一派观点认为，当时“英人常往来太平军中，为其传递消息”。此番失误，只能说明当时的起义军还没认清这些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真实面目，当其为“洋兄弟”。

图片摘自《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1851年6月，李秀成才分兵进入湖北，前锋直指武昌城，他一路招兵买马得众十万左右（一说三十万）。当时陈玉成的部下赖文光在黄州，陈时勇在鄂北，如果此时李秀成死命攻打，此二人必然率军助战。尽管曾国藩反复强调力破安庆，其余不争得失，但太平军这边一旦来真的，无论出于上游基地军情紧急或是朝廷施压，曾国藩断不敢见死不救，毕竟丢掉了武昌，他人头可能不保。当时武昌城防卫空虚，湖广总督官文瑟瑟发抖，在安徽前线的胡林翼亲率十营兵力回救，实乃天赐良机。若攻克武昌则曾国藩首尾不能相顾，即便拿不下武昌，也必定抽调大队人马回援，如此安庆之围可解。

然而李秀成一为保存实力，二为援救堂弟李世贤，三是对战局的判断失误，对敌军的力量估计过高。最后他既不攻武昌，也不援安庆，而是直接撤军东返经略苏浙。

针对李秀成的消极避战，现代还有一派观点认为此阶段李秀成的军事行动总目标本就不是会剿武汉以救安庆，而是到江西、湖北招兵。他在自述中多次提到“招兵”和“扫北”，却从未谈到会剿武汉之事。从他的军事行动上来看，基本上都是把招兵当做第一要务。当初陈玉成到苏州和李秀成共商此计划时（《海虞贼乱志》顾汝钰~伪英王到苏州会话），即使李秀成已决定到江西、湖北招兵，或许因为他的计划和会剿武汉的路线冲突不大，便表示了同意，但实际上并未引起重视。况且如此重大的军事部署，太平天国高层都没有组织一次正式的会议来将战略落实到个人。

合理推测，既然李秀成自己都没有将会剿武汉当作必须执行的要务，那么被陈玉成列入计划中的另外两位主将李世贤和杨辅清，从其此阶段的军事行动来看，或许根本不知道有此事。

真相如何已不得而知。

虽然李秀成是小熊最喜欢的太平天国人物，但就目前的史料来看，安庆失守，他也许的确难辞其咎。

李秀成的不战而退，标志着“会剿武汉”的全盘战略破产，遵王赖文光批评他“不知君命”，堵王黄文金批评他“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干王洪仁玕指责他“会剿失约”“失算误国”，此举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造成的损失无可估量。

安庆保卫战的第二大误便是错失了攻占祁门曾国藩大营的良好时机。为牵制皖南太平军，1860年7月曾国藩率军在祁门扎营，4个月后，李秀成率军进入皖南。月余，攻破黟县，距祁门大营仅80里，此刻营内拢共三千余人，曾国藩连遗书都写好了。但又因缺乏详实的军事情报，当李秀成遭到鲍超等人阻击后，不思与右军主将刘官芳合力进攻祁门，而是转战江西，曾国藩第一次绝处逢生。

图片摘自《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

上天是如此的眷顾太平军，紧接着白给了第二次机会。侍王李世贤于1860年12月也进抵皖南，在祁门附近活动，并与刘官芳取得联系，黄文金部将李远继还切断了祁门大营粮道，曾国藩实为瓮中之鳖。可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诸路人马因缺乏统一指挥，李远继被湘军击败狼狈撤军，李世贤连败于湘军张运兰之手，李秀成袖手旁观消极避战。

试想如果大家能精诚合作端掉曾国藩指挥部完成“斩首”，安庆的结局或许就能改写。即便是诸将配合猛攻祁门大营，湘军主力也必然分兵回援，陈玉成在安庆主战场也不至于如此狼狈。本该束手待毙的曾国藩，居然奇迹般的龙出生天，此乃继“会剿武汉”失败之后的第二大误。

安庆保卫战的第三大误便是太平军内部矛盾重重。

时光倒退回“天京事变”，天王洪秀全的行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洪秀全借韦昌辉之刀，剪除政敌杨秀清，回头杀人灭口。能干得出这事儿的领导，在打压韦家一门势力这件事上，自是竭尽所能。韦昌辉的亲弟弟韦志俊能征善战，是太平天国开国元勋，起义初期就被封为国宗。“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恢复五军主将制，每位主将都单独负责一块战区，唯独将右军主将韦志俊安排在陈玉成手下。韦志俊身为开国元勋，更曾经是陈玉成的顶头上司，年龄还大出不少，他的心中的苦楚和愤懑可想而知。

这还没完，洪秀全又故意将杨秀清族兄弟杨辅清等人，安排在韦志俊附近屯兵。杨、韦两家不共戴天，杨辅清兄弟对韦志俊苦苦相逼，并侵占他的驻地。此时陈玉成似是并未从中调解，听之任之。韦志俊被逼无奈，想让出驻地池州以投靠李秀成。李秀成当是应允了，还派兵前来接应。陈玉成态度强硬、封锁江面，酿成内部火并死者上千。这次内斗事件，常被叫作“和州协斗”（《胜保片》《剿平粤匪方略》卷224,5页）（探得逆首韦志俊复由江南池州带贼过江，陈四眼狗（陈玉成目下生有双痣，清廷蔑称其为四眼狗）纠众拦阻，不准其前来江北，彼此忿争。又李（李秀成）受惩不知因何被洪逆锁拿至南京，于是李受惩手下贼众亦帮同韦志俊与四眼狗所带之贼仇杀，杀毙数千人。）

现有的史料中，关于“和州协斗”的记录非常少，仅在《剿平粤匪方略，胜保奏片》中有一段描述。因此常有人质疑此事的真实性。

但无论如何，韦志俊与陈玉成之间是否不合，个人认为当是确有其事。此举成为压垮韦志俊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走投无路之下，投降了清朝。

1860年6月，已投清的韦志俊与杨载福配合拿下枞阳。太平军丢失枞阳，安庆顿时雪上加霜。1860年9月陈玉成与李续宜鏖战挂车河时，几乎将其击败，韦志俊突然从枞阳杀出，切断太平军粮道，此后曾国荃如法炮制屡试不爽，逼得陈玉成不得不退归桐城。1861 年1月陈玉成猛攻枞阳，又是韦志俊拼死抵挡，如此说来直接救援安庆的失败，从始至终都有韦志俊参与其中。

因为那场内部火并，不仅陈玉成和曾经的顶头上司韦志俊撕破了脸，李秀成对此事或许也是心存芥蒂，加之陈玉成年纪轻轻就先于其封王等问题，此二人可算貌合神离。按照这个观点来说，“会剿武汉”的失败，除了消极避战以保存自身实力的因素外，或许还有些许个人恩怨。

骁勇的一线主帅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二线的王侯将领。章王林绍璋是曾经北伐将领林凤祥的弟弟，军事能力平庸，陈玉成写信指责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他却仗着自己“资格老”，不仅看不上年少气盛的陈玉成，就连洪仁玕好言劝慰，他也充耳不闻，待到救援安庆时更是索性摆烂。

太平军当中的暗流涌动，就连对手李鸿章都能见端倪，他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忠、侍、章、干诸王，皆与狗逆不合，外畏之而中恨之（《曾文正公全集》）。诸王与陈玉成不合，除了各自的领地意识外，客观地说和陈玉成的恃勇而骄，年少气盛也有很大关系，如果假以时日不断成长，他定能有所改善，可惜历史并未给他时间。

这样的内部环境，注定了太平军诸部各自为战。清廷这边却是全权归曾国藩统一调遣，上下一致，同心协力战胜了人心不齐的太平军。

安庆保卫战的第四大误便是陈玉成战略战术的失误，曾国藩咬住安庆不肯松口，安庆是天京的门户，又是陈玉成的大本营，上有王命，下有地盘，此地对于陈玉成来说绝不能丢。

1861年5月，湘军攻破赤岗岭各营垒，陈玉成手下大将刘玱琳等战死。军情十万火急，诸王救了又没完全救，换谁都极易失掉方寸，心急如焚的陈玉成多次在援军尚未到来时，就直接发动了进攻，损伤惨重。待到援军来了，直接成了添油战术，如此损失了诸多兵勇。

1861年8月24日，陈玉成亲临前线指挥，猛攻安庆外围清军营垒，大战三日，十分惨烈。

据《能静居士日记》记载：太平军将士蜂拥而至，以草填平战壕，清军开炮即是血痕一条，尸体堆积如山，而太平军攻势不减，苦战一天一夜，战死三千余人（清廷说战死一万多），清军死者数百，用掉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能静居士日记》二十日，二十一日，扑东门外长壕。二十二日巳刻，大股扑西北长壕，人持束草，蜂拥而至，掷草填壕，顷刻即满。我开炮轰击，每炮决，血衢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壕墙旧列之炮，装放不及，更密排轮放，增调抬、鸟枪八百杆，殷訇之声，如连珠不绝，贼死无算而进不已，积尸如山。路断，贼分股曳去一层，复冒死冲突，直攻至二十三日寅刻，连扑一十二次。凡苦战一日一夜，贼死者万数千人，我军死者百余人，用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

血肉哪里挡得住炮弹？陈玉成的精锐在战斗中渐渐消耗殆尽，打破安庆之围的希望也愈加渺茫。

1861年9月5日，安庆北门被清军轰塌，城中颗粒无收，守将叶芸莱、吴如孝带领约两万饿着肚子的太平军将士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湘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及抢劫，《剿平粤匪方略》记载：金银衣服之富，不可胜计，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两者。

安庆保卫战是双方主力的一场大决战，陈玉成英勇顽强可歌可泣，但作为此战役的直接统帅者，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团结战友、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有效打击清军，而是硬拼到底，落得个精锐尽丧安庆失守的结局，这不得不说是继天京事变后，所有人或主动或被动导演的又一出误国的大悲剧。

安庆失守，陈玉成精华丧尽，天京失去屏障，洪秀全震怒，撤了他的职，还将他手下封了多个王，以分其权，用李秀成的话说“兵不由将，各有一心”“主又严责，革其职权”（《李秀成自述》）。境地如此窘迫，他一面退守庐州，一面派遣马融合、陈得才、赖文光等人率军远征西北，以期“广招兵马，早复皖省（《赖文光自述》）”。

1862年3月，清军围攻庐州，陈玉成部下大多远征河南招兵买马，不能及时回援，四处求援，友军不是爱答不理就是力不从心，苦撑至5月无奈撤出，也就在此时叛徒苗沛霖抓准时机邀他前往寿州共商大计。

苗沛霖这人说白了就是一个在清军和太平军之间反复横跳的二五仔，最初在安徽凤台办团练帮助清军镇压捻军时，清廷给他一个四川川北道头衔，1861年他投靠太平军，陈玉成对他信任有加，还向洪秀全保举他封奏王，却未曾想此人狼子野心。

他极尽谄媚致书陈玉成：孤城独守，兵家大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更声称只要陈玉成来寿州，他可帮四旗人马，一旗三十万人，攻打汴京（一般认为是开封）。

陈玉成部下殷燮卿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苗沛霖是首鼠两端的小人，断不可信（刀口余生《被虏纪略》闻苗雨三已投胜妖，此人反复无常，诚小人之尤者，依愚见，万不宜去）。陈玉成沉吟半晌，表示次日召集更多人再谈，然而次日下属不仅皆言断不可去，还有下属建议：与其到寿州，不如回天京，见天王后，重臣旗鼓，何患残妖不除。

怎奈此时陈玉成太想翻盘了，焦急的内心使他失去了冷静，“本总裁自用兵以来，战必胜，攻必取，虽虚心听受善言，此次尔等所言，大拂吾意”。于是率军弃守庐州，前往寿州与苗沛霖汇合，其结果就是陈玉成进入寿州即被俘，一同被俘的还有他同宗导王陈士荣、从王陈得隆、统天义陈聚成、虔天义陈安成等（《剿平粤匪方略》），一干人等皆被苗沛霖诱捕，解送至颍州胜保大营。

关于这件事情，很多人把问题归咎到陈玉成恃宠而骄，迷信自己的能力，陶醉于昔日的胜利，而不能虚心听取善言；还有说他是因为对天王洪秀全耿耿于怀，甚至还有说他是分裂出走。不得不说此类说法有失偏颇，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摆在陈玉成面前的几种选择：

第一种，回天京。在陈玉成部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敌我双方实力悬殊，能不能突破湘军封锁线回到天京就是个大问题；其次，若是东归天京，则正随了曾国藩在战略上压迫太平军向东收缩的愿，天京保卫战就是很好的诠释，外围据点丧失殆尽后，死保天京是没有前途的。

第二种，西上荆襄。安庆失守后，其部将遵王赖文光即向他提出过：北连张（张乐行又作张洛行）、苗（苗沛霖），以固京左，然后出奇兵奇袭荆襄，不出半年，兵多将广，可图恢复皖省。理论上来说，赖文光的提议有一定战略眼光，但陈玉成此时兵微将寡缺衣少食，能否冲过湖南湘军老巢？石达开远征尚且在湖南吃瘪，何谈陈玉成？况且曾国藩对此也早有防备（《曾国藩未刊信稿》惟庐贼现甚穷迫,狗酋用兵惯于远势,其图窜鄂疆,分我兵力），并无可乘之机。

第三种，北上豫陕建立根据地。唯独此战略是避实就虚，绕道敌后方，如是则东进可图中原、南下可窥荆襄。从后来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在此经略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人看，这个军事战略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图片摘自《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

1864年天京城破前夕，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更是证明在“血的教训”中，太平天国其他将领也认识到这一战略的可行性。花费一生心血研究太平天国的罗尔纲先生也认为，这是“太平天国救亡的无上良策（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

势单力孤的陈玉成并不是不想有其他选择，而确实是没得选。性格原因只是诱因而已，说他分裂出走更是诛心之论。

陈玉成等人被俘，截留在城外的太平军也全部被包围缴械，苗沛霖做贼心虚不敢相见，派侄子苗景劝降，陈玉成则大声斥责“你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势已如此，看你如何发落。”

1862年05月，苗沛霖将陈玉成押解颍州，交给钦差大臣胜保。陈玉成怒斥胜保大义凛然，如果说石达开表现的是长揖不拜侃侃而谈的王者之风，那么陈玉成则尽显“霸道总裁”之气，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高光时刻。

关于当时的情形有两种记载，据刀口余生的《被掳纪略》记“陈玉成大骂胜保“尔胜小孩，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在天朝是开国元勋。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石山踏尔二十五营，全军覆没﹔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我叫饶尔一条性命。我怎配跪尔？好不自重的物件！”气贯长虹且骂人不带脏字。

另一篇记载是《陈玉成被擒记》大同小异，被陈玉成一番呵斥，胜保还请他“吃席”，并说“一个月才几百块，玩儿个什么命啊”，意图招降。 陈玉成忠贞不屈，留下一句荡气回肠的“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胜保的幕僚在讯问陈玉成时，亦说他“吐属极风雅，侃侃而谈历代兵法，旁若无人，无一语及私”（《陈玉成被擒记》）。从陈玉成自己的供词里也可看出，他为何选择北上豫陕（《陈玉成自述》楚军围攻庐州‚城内乏粮‚恐难久持‚又因派出扶王陈得才‚沃王张落刑（清廷对张乐行蔑称）并马融和、倪隆淮、范立川等攻打颍州、新蔡及往河南、陕西等处去打江山‚因不知颍州曾否攻破‚河南、陕西一带打破几处‚均未得有消息‚是以率领全军‚，连夜走至寿州‚原想踞城铺排一切‚亲带陈得才、张落刑等分兵扫北‚不期中计遭擒）。

最后他再次表明“受天朝恩重，不可投降”。死到临头之际，依旧挂念部下将士，他向胜保表示“刀锯斧钺，我一人受之，与众无关”。

说到陈玉成的供词，与之前所讲过的《李秀成自述》的真实度有所不同。

罗尔纲先生认为，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太平天国人物自述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亲笔自传，如《忠王李秀成自传》《干王洪仁玕自传》；另一种则是由清方记录的被捕者口述，常被叫作“供辞”，如《翼王石达开供》《幼天王洪天贵福供》，而《陈玉成供》属于后者。

前者的亲笔自传到底经清方篡改过多少，这里暂且不论，但后者自是可操作空间更大，其真实性更是大打折扣，有的地方改动之明显，叫人看了哭笑不得。

简单举个栗子，《陈玉成供词》中

“然非胜帅亦不能收服苗沛霖，若非中苗沛霖之计亦不能将我擒住也”

“久仰胜帅威名，我情愿前来一见。”

图片摘自《罗尔纲全集》

而另有亲历者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是这样的

“玉成见胜帅，词气不屈，言己非胜帅所能擒，但为奸人所算耳。”（张星焕《皖游记闻》）

“玉成既被苗沛霖所，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愕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陈玉成被擒记》佚名）

不知胜帅看到了作何感想，反正小熊已经替您尴尬得用jio抠出了一套大平层。

陈玉成在太平军和捻军中，享有极高威望，他被俘的消息传开后，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星夜兼程东出潼关营救；沃王张乐行屯兵颍州与寿州之间的江口集，随时准备劫囚车。清廷惟恐太平军得手，命令胜保将陈玉成在延津渡凌迟处死。

1862年6月，陈玉成壮烈殉国，年仅二十六岁。就义前，只留下一句“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陈玉成被擒记》）”。

李秀成感叹唇亡齿寒，不得不在天京保卫战中孤军奋战；洪仁玕也说：“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同；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因此清军便容易战胜。”（《洪仁玕自述》）

英气昭昭 王威赫赫

善恶到头终有报，天数茫茫不可逃，出卖陈玉成的苗沛霖一生在太平天国、清廷之间反复横跳，妄图割据一方。太平天国失败后，在鸟尽弓藏下他再度反清，被僧格林沁击杀于蒙城。

屡败于陈玉成之手的胜保，一直以来有个技能，就是谎报军情，尤善黑白颠倒，败绩都可以粉饰为大胜，他利用苗沛霖诱捕杀害陈玉成，然而几年后，他因谎报军情而被赐死。

陈玉成虽死，但感叹苍天有眼。1860年他曾迎娶湖北麻城女子蒋桂娘为妻，一年后生下儿子陈天宝，天京陷落后，蒋桂娘怀抱陈天宝逃出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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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宝31岁时喜结连理，生一子陈慎初。1925年，82岁高龄的蒋桂娘弥留之际，将实情告诉陈慎初，嘱他继承先祖陈玉成遗志，设法回广西老家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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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陈玉成四代嫡孙、孙女陈久年、陈清泉千里

迢迢来到延津县陈玉成墓前祭拜先祖英灵，天日昭昭，英雄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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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当我们论及陈玉成，多是脸谱化为年轻的猛将形象，但其待人处事，并非一介武夫，他不仅有勇有谋，在政治上也是颇有远见。1856年“天京事变”，韦昌辉大开杀戒株连甚广，杨秀清残部为求报复欲杀尽“韦党”，正是陈玉成挺身而出，他义正严词“太平军皆东北二王旧部，如欲株连，非杀尽太平军不可（《中国近代史》）”，因为他的一生浩然正气，才得以阻止又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

1857年石达开负气出走，曾动员陈玉成率部同行，他婉言谢绝，且在石达开走后大力收容流散、重整军旅，从而挽救太平天国中期危局。

“天京事变”后，人心不齐、政令不出，又是他向提领朝纲的洪仁玕写信“请定章程，以救时弊（洪仁玕《立法制喧谕》）”，同时他也是洪仁玕《资政新篇》的忠实支持者，虽说《资政新篇》有其局限性、空想性，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尝试，我们不应该苛求在黑暗统治下的被压迫者完美。也正因为这《资政新篇》，太平天国才被不少学者认为其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

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陈玉成用兵神速足智多谋，与李秀成同为清军最畏惧的太平天国将领”。

与陈玉成厮杀多年的老对手胡林翼评价他：贼势较石逆为少，贼计较石逆为狡为悍（胡林翼《胡文忠公全集》贼势较石逆为少，贼计较石逆为狡为悍 翻译：势力不如石达开大，但比石达开狡猾凶悍）。

有人将陈玉成和李秀成相比说：玉成黠猾与秀成颉颃,而鸷勇赍锐，则过之（薛福成:《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翻译：陈玉成狡猾和李秀成不相上下，勇猛则过之）。

陈玉成不仅勇猛果敢、治军严明，行军作战井然有序，且和到处烧杀抢掠的湘军形成鲜明对比。巴夏礼访陈玉成的报告中描述，曾有士兵征粮时，抢劫平民衣物而被陈玉成斩首示众，他严禁欺压平民百姓，规定军士不许白嫖百姓的东西不给钱。（“在我们入城的城门处，我看到一张以英王名义发布的告示，该告示保证将保护老百姓，动员他们重返家园，同军队自由地做买卖。另一张针对军队的告示禁止他们从即日起擅自进入乡村和抢掠老百姓。第三张告示的旁边悬挂着两名叛军的首级，内称这两人在为自己军队征集粮食时抢走了乡民们的衣服，因而被处死。”）

陈玉成以身作则，陶冶了一大批宁死不屈的部将。他牺牲后其部下，格王陈时勇、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祜王蓝成春、启王梁成富，全都奋战到底，无一降敌。

刀口余生（赵雨村）在《被掳纪略》里提到，他被太平军俘获后，于1861—1862年间加入了陈玉成军队，他说英王平生有三样好处：第一爱读书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

这样的行事作风也注定了陈玉成生活俭朴，相比其他诸王富丽堂皇的府邸，英王府“不华美，亦不甚大，满墙皆彩画（《能静居士日记》）”。

他人的评价，是陈玉成最好的标签。出身贫农，十四岁投身起义，十七岁拜将，十九岁封侯，二十二岁封王。太平天国的前辈中，陈玉成最敬重冯云山和石达开，以他们为榜样，为太平天国戎马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洪仁玕将陈玉成、石达开并称为太平天国两大“勇猛王爵”，当大事立奇功，石达开之外，可说无人能出其右。

临刑时“颜色不变，屹立受刑，肉尽而尸不仆（佚名《啁啾漫记》）”，尽显英雄本色。

无论敌我，都会记得那个马上征战的如风的少年。（余一鳌撰《见闻录》“狗逆所居匾曰英王行府，门联云英气昭昭，欢腾士庶；王威赫赫，喜溢军民”）

安庆英王府大门高悬门帘：英气昭昭，王威赫赫八个字实至名归。

弱冠之年，请命烈焰长缨，敌虽千万人，吾往矣。

陈玉成生前未竟之事业，终将交由他们来完成。

七十年后，另一群怀揣伟大理想的年轻志士，在陕西等地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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